生育保险制度的作用
生育保险制度是为了维护女职工的基本权益，减少和解决女职工在“孕”产期以及流产期间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使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收入和医疗照顾，帮助她们恢复健康，回到工作岗位。其主要作用有：
1、生育保险制度能保证生育女职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生育行为是一种具有生命风险的人口再生产行为。女职工在完成这一生产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付出巨大的脑力和体力损耗;另一方面她们在生育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暂时不能正常从事现岗位工作而可能导致工资收入中断，给“孕”产期间维持基本生活带来困难。生育保险制度则对她们妊孕、分娩和产后身体康复的全过程提供多种物质帮助，预防并消除这一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命风险和各种异常现象，从而保证她们能够平安渡过产期，迅速恢复体能，重返工作岗位。
2、生育保险制度是对妇女生育价值的认可。
妇女生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她们为人类繁衍、世代延续，为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付出了艰辛，理应得到社会的补偿。对妇女生育权益的保护，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同时，实行生育保险制度是对女职工基本生活的保障。女职工因生育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正常工作。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她们离开工作岗位期间享受有关待遇。其中包括生育津贴、医疗服务和产假，以及孕期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时给予的特殊保护政策。在生活保障和健康保障两方面为孕妇的顺利分娩创造了有利条件。
3、生育保险制度能保证社会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人类繁衍、世代延续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女职工因其自身生理特点而承担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任务。如果女职工在孕产期间不能得到足够的保健和相应的生活保障，就会因生活困难而被迫降低必要的保健与营养水准，从而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出生带来影响。生育保险制度通过向生育女职工提供预防保健和医疗，就可以在保护她们身体健康的同时，也保护了下一代，使其得到正常的孕育、出生和哺育，以确保新生婴儿具有健康的体魄和正常智力。从而为新一代的安全问世和后备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4、生育保险制度的实施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需要。
妇女生育体力消耗大，需要充分休息和补充营养。生育保险制度为她们提供了基本工资，使她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因为离开工作岗位而降低，同时为她们提供医疗服务项目，包括产期检查，围产期保健指导等，为胎儿的正常生长进行监测。对于在妊娠期间患病或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妇女，做必要的检查。如发现畸形儿，可以及早中止妊娠。对于在孕期出现异常现象的妇女，进行重点保护和治疗。以达到保护胎儿正常生长，提高人口质量的作用。
5、生育保险制度是调控人口增量规模的有力措施。
适度的生育规模是控制人口增量的决定性条件，也是两种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一项基本国策。生育保险制度可以通过调节保险待遇支付量，使人口出生规模按政府的期望保持在“适度”的数量上，促进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落实。
6、生育保险制度是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具体体现。
女职工在某些方面与男职工存在天然差别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者地位，再因生育而暂时丧失劳动能力，使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更加脆弱。市场经济总是自发地向效率倾斜，鼓励强者，而不会自发地求取社会公平，保护这些因生育而处于更弱者地位的女职工。生育保险制度既可通过立法强制用人单位保留女职工的就业岗位，又可通过社会统筹使用人单位之间的生育费用负担均衡化，从而消除企业与生育女职工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使她们不因生育而失业。
扩展阅读
失业保险制度，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目标与路径
现行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
1.覆盖面过窄并且难以扩大。2003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员大约占非农就业人员的27.4%和城镇就业人员的40.5%，接近3/4的非农就业人员和60%的城镇就业人员没有参加失业保险。2004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员增加了211万人，但没有改变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小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其扩大覆盖面的难度相当大。目前，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城镇职工除
公务员外，基本上已经纳入到失业保险范围之内，扩展覆盖面的空间已经很小。而就非正规就业部门的灵活就业人员来说，纳入失业保险的难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灵活就业人员缺乏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劳动关系，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难以适应其收入低、就业关系不稳定的特点。
2.失业保险的受益率和替代率比较低。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实际受益率远远低于登记失业人员的受益率。2003年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741.6万人，但不到实际失业人员总数的1/2。另一方面，受失业保险基金数量限制和失业人员规模的影响，我国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偿的总体水平不高。2003年，失业保险替代率大约只相当于在职人员的1/8。在很多城市，失业保险水平只略高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3.失业保险统筹水平低，影响了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1999年开始实施的《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其他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地级市层次的失业保险统筹。由于统筹层次较低，基金的整体承受能力较弱，从而造成了一些地区失业保险基金严重不足，而另一些地区则存在大量结余。以城市为单元各自为政的失业保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地区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社会保障壁垒”，更不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和缩小地区差距。
4.失业保险基金规模小和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按照岗位档案工资而非实际工资性收入作为缴费基数，导致相当数额的失业保险费流失。据初步估算，2003年全国失业保险基金实际到位率不足60%。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国有企业欠费严重，非国有企业参保不足。截至2003年上半年，全国历年累计欠费达102.2亿元。另一方面，现行体制下还积累了过多的失业保险基金节余，限制了失业保险制度作用的发挥。
5.现行失业保险制度难以适应新失业群体挑战。我国以国有、集体单位职工为主体、以户籍制度为边界、以正规就业岗位和稳定劳动关系为基轴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制度，已难以适应灵活就业人员急剧增多、城市化迅速扩大、流动就业居高不下和青年人失业日益严重的现实。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的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大约为1400多万人)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约为400多万人)等险种，对参加失业保险不积极;而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难以参加失业保险。另外，青年失业现象也对以补助生活费为主的失业保险制度形成了挑战。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过于偏重于失业人员的生活救济，促进再就业的功能明显弱化，对青年人失业问题的考虑不足。
完善失业保险、健全失业保障的思考与建议
1.进一步明确我国失业保障的目标模式。在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失业保障问题上，理论界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用失业救助或社会救助计划取代失业保险计划。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没必要、也没有条件搞失业保险制度，建立比较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满足失业救助的需要。我们认为，完全推倒重来既不现实，也不必要。建议把失业保险与失业补偿账户的并行模式，作为我国近期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
2.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一是要完善失业保险的有关统计数据，根据参保类型确定合理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确保失业保险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二是适当调整职工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比例，使雇主与雇员各承担50%的缴款。三是要大力提高失业保险的覆盖质量，确保失业保险费收缴率问题。四是适当缩短领取时限和提高失业保险待遇水平。
3.失业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问题。建议将失业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相连接。对于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长期失业者，需要建立一种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可以根据工龄、年龄及参加社会保障制度状况，适当延长失业保险待遇期限，或者提前退休，但其退休待遇将适当降低，以鼓励其回归劳动力市场。对于日益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应将部分失业保险金用于青年失业者的失业培训支出。对于外来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失业补偿问题，建议在一定时期内建立一次性的失业补偿制度。
4.建立失业补偿账户制度。为了解决失业保险制度难以覆盖新失业群体的难题，应为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设计一套新型的失业保障制度。其主要参加人群是具有城镇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和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凡是参加失业补偿账户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降低缴费率(如参保标准可为正规就业人员参保标准的50%);雇主及雇员的所缴费用全部计入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失业补偿账户的具体框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将失业保障与促进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把失业保险、失业补偿与促进再就业密切结合起来。一是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部门分割与身份分割，形成一个更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二是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和培训体制，克服和解决日益突出的青年人失业问题。三是加大积极就业政策的力度，不断提高失业者的就业能力。
地震保险制度，国外地震保险制度大比较
地震给人类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动辄数亿、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由于地震造成损失的巨大性及保险经营“大数法则”的难以运用，商业保险公司多将地震损失列为除外责任。缺乏政府的推动和支持，地震保险难以建立。目前，为解决地震所带来的问题，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地震保险制度，目的是积累地震赔偿基金，为灾后复建提供资金，保障国民在遭遇巨大灾害后能迅速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增强防灾意识、防预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理财网小编为你搜集了一些关于国外地震保险制度的信息。
国外地震保险制度：新西兰
新西兰采取的是部分强制投保的方式，即若购买住宅财产保险，则被强制购买地震保险。新西兰成立了一个地震委员会，其管理着一项自然巨灾基金，该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强制征收的保险费及其投资收益。除自然巨灾基金外，地震委员会还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同时拥有政府担保，如果保险赔付需求超过基金数额，政府将出资补充不足的部分。此外，公众还可以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附加险，以获得额外保障。
国外地震保险制度：日本
日本的地震保险是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其作为财产保险的附加险出售。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地震保险后，保险公司向日本地震保险株式会社(JER)进行100%全额分保，然后JER再将所有承保风险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自留，另一部分转回原保险公司，还有一部分转给政府。在发生地震灾害之后，根据损失大小分为三级，JER、原保险公司和政府按照既定规则进行责任赔付。
国外地震保险制度：土耳其
在土耳其，采取的是完全强制的方式，即所有的城市住宅都必须强制投保地震保险。土耳其成立了一个巨灾保险共同体，为强制地震保险提供基本保险保障，超出部分的保险需求可通过商业保险公司补充。
国外地震保险制度：美国加州
美国地震多发地加州同样成立了一个由保险企业自由参加和出资、由公共机构管理的加州地震局。除了向会员保险公司收费外，加州地震局还通过贷款、再保险、投资等方式募集资金，且不用缴纳联邦收入税。据了解，加州地震局最高可进行总额80亿美元的保险赔付。按照法律，加州地震局不能宣告破产，如果发生重大地震灾害而资产不足，保户之间则平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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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制度，中国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的沿革
1952年2月政务院公布了《劳动保护条例》，标志着新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其保障对象是企业职工，保险项目包括疾病、负伤、生育、医疗、退休、死亡和待业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办法遵循的是1952年12月公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66年期间，社会保障制度有基金、有管理、有监督，基金的收集、管理和监督是分立的，在人口老龄结构轻且经济发展较快的情况下，这一制度运行良好。
1966年后，社会保险制度转变成企业保险制度。从保险理论的角度看，这一改变是一种退步，因为它违背了保险大数法则的前提。
企业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原因有二：一方面此时企业人口结构年轻化，退休人口不多，养老负担不重，医疗负担也不重，直到1978年，仍有30个在职人员来养一个退休人员；另一方面，在各行业、各企业内部，赡养率虽然也是不同的，但是当时国有企业几乎是一统天下，而国有企业的最后“老板”都是国家，企业的盈亏、企业负担的轻重无关企业的痛痒，所以人们对企业保险制度并无太敏感的反映。
1984年，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到改革阶段。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首先是从项目开始的，当以企业为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日益成为企业的负担时，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对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尝试。
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建立起了以城镇职工为保障对象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主要项目有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度相结合的养老社会保险（以下简称统账制度）、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度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保险基金，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回顾：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现状（七）
4. 银行保险基金和储蓄贷款协会保险基金两个基金的分设已不合时宜
事实证明, 分设两个保险公司和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建立之初, 储蓄和贷款协会主要是为消费者提供储蓄账户和房屋抵押。受特许权限制, 其贷款全部是长期、利率固定的住宅抵押。而商业银行的 2 /3 存款是活期存款, 住宅抵押非常少。但是, 现在银行和储贷协会之间的区别已经很模糊了, 彼此向对方领域渗透后现在基本上提供相同的存款账户。因此, 继续维持两个不同基金势必增大市场成本。
其次, 许多机构同时持有银行保险基金和储蓄贷款协会保险基金承保的存款, SAIF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混合基金。SAIF 建立之时, 由其承保的存款全 部由 SAIF 成员储蓄协会持有;但近 10 年来,由 SAIF 保险的存款有相当部分是银行负债。到 2000 年 3 月底, 40% 的商业银行和 8% 的州特许储蓄银行持有 47% 以上由 SAIF 保险的存款; 而且, 在 50 家 SAIF 保险存款的最大持有者中有27 家是 BIF 成员, 包括排在第二位的第一联邦国民银行和第三位的美州银行。因此, 当 SAIF 变成名副其实的混合基金时, 继续对基金进行区分实际上陡然增大其操作的复杂性。
最后, 鉴于上述两个方面原因, BIF 和 SAIF 向银行和储蓄协会提供相同的产品服务时就会出现 “同样风险特征的机构支付不同保费” 的可能性。在现行的保费结构中, 一个机构支付 23 个基点的保费而另一个风险类似的机构不需要支付保费完全有可能发生, 并在 1995 年和1996 年确实发生过。当时, SAIF 最佳评级结构仍需支付保费而 BIF 却不用。因此, 只要两个不同的基金同时维持运作, 会潜在地导致保费征收上的差异和竞争上的不平等, 因而是现行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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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制度，新加坡与智利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近年来，新加坡和智利养老保险制度带动养老和经济双重发展的巨大成功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掀起一股养老保险模式探索的热潮。我国的养老保险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同样也需要借鉴其成功经验，因而本文拟将这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作一番比较，希望能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一、新加坡的养老保险制度
新加坡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支柱是中央公积金制度(简称CPF)，它利用一种独具特色的“储蓄基金制”即准保险方式构成新加坡的养老保险模式。
1.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演变。这一制度最初只是一个强制性的长期储蓄养老计划，它不包括临时工及独立劳动者，其目的是保障公积金会员退休或因伤残丧失工作能力后的基本生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纯粹的帐户积累方式覆盖面窄、保障程度低的弊端日益显露，新加坡又在原有储蓄帐户制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的公积金计划，增加了基金的投资机会，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养老保障体系。
2.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包括养老保障计划、医疗保健计划、购房产业计划和投资教育计划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而养老保障计划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它由一系列围绕保障会员及家属生活这一中心的若干子计划组成，其中:(1)最低存款计划是一种基本保障，它作为公积金制度初期建立的储蓄计划的补充，旨在加强保障会员的养老金存款，以应付退休后的持久生活。(2)公积金补充计划。它限于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其目的是协助养老金不足的会员填补退休帐户上的存款。(3)家庭保障计划是为会员及其家属在会员终生残废或死亡时能继续保有住屋或提供赔偿而设立的一项养老保障措施。购房产业计划也含有养老保障的成份，它包括公共住屋计划和住宅产业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使公积金会员能用公积金存款购买建屋发展局的房屋或私人产业作为住宅，保障会员“老有所居”和以不动产抵押贷款及出售产业补充养老金。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进行着一个公共辅助养老金计划，其对象是贫困的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数额很小，约为社会平均收入的12%。
3、养老保险制度的运作与管理。新加坡雇员和雇主缴纳公积金的付款率依雇员的年龄而定。年龄在55岁以下的雇员，公积金的缴纳率为雇员工资的40%，其中雇员承担其工资的18%，雇主缴纳剩下的22%。对55岁至59岁的雇员，其缴纳率为25%，60至64岁的为巧%，65岁以上的均为10%。只要雇员年龄大于55岁，公积金的缴纳率都由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公积金的征缴率也相应调整。每个公积金会员在中央公积金局都有三个帐户，其中特别帐户是专门用来存取养老金和紧急财务支出的，它约占雇员薪金的403.5%。该帐户的存款只有在雇员年满55岁退休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时才能一次性提取，提取.养老金数额为雇员和雇主所交的全部保险费及利息总和，从而养老保障的金额与个人的收入水平直接相联。从1987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要求职工在55岁时必须在其帐户上保持一笔最低限额的存款，1991年所规定的这个最低储蓄额为3270。新元，·用来购买职工的最低终生年金。新加坡养老保障体系的全权管理机构是中央节约基金会，它由劳工部管辖，内设董事会。其主要任务是照管会员的养老基金和保存档案材料，并负责支付养老金及将积累起来的存款按政府的指示投资。该基金会的管理高度电脑化而且发展宇一个有效的执法系统，能及时追查有关基金款项，政府也对会员的养老金存款免税并保证存款的支付。
新加坡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地控制和引导了居民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养老金储蓄在公积金存款中比例重大，而CPF储蓄从60年代占GNP的1.5%到70年代增加为5%，1982年又达到顶峰，占GNP的n%。4私人储蓄的增长带动了国民储蓄的增加，充分发挥了资金的潜力，使新加坡一跃成为世界上最节俭的国家。而且，养老金的存款大部分用于投资政府债券和公共事业，既帮助新加坡发展了国民经济，又形成了资金的良性循环。此外，在养老保障计划下建立的个人帐户排除了政府负担，节省了大量财政支出，养老金存款的投资又使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资金，不仅有利于国家的财政盈余和宏观调控，更使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率。在养老保障方面，这一制度也有利于避免老龄化问题的困扰，出于该计划的强制储蓄性，远期消费养老金解决了未来老年生活的收入均等问题，而专人专帐的储蓄形式使年轻的不必担心负担年老的，因而也无需过虑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有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
二、智利的私营养老保险体系
早在1924年，智利就建立了拉美国家第一个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并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来建立专门帐户。70年代以来，智利人口老龄化的明显趋势和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使旧制度难以维系，智利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了1980年的重大改革:在养老保险领域建立起全新的以个人退休帐户为基础，以私营经营管理为特征的运行模式，创造了单一资金来源和私人管理的养老保险制度。
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改变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蓝领工人和百领工人养老保险制度的性质。首先，1980年改革通过立法取消了雇主供款，同时将原来的普通基金转换为个人基金，资金来源的单一化和个人退休帐户的建立，使得智利的养老保险成为强制性个人保险制度。其次，智利社会保障法的规定彻底改革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管理体制。基于国家只应起辅助作用的原则，并考虑到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和改善社会保障基金的需要，新立法认为社会保障的管理应由私人部门来进行，即由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负责管理13个私人退休金基金。公司必须定期向基金成员通报经营情况和帐目，为保证偿付能力，养老基金也依法同经营公司分离。
从各方责权来看，在新制度下，政府在弥补旧制度下的赤字后仅对新制度的最低养老金保障线以下部分负补贴责任。企业的供款也从1981年至1986年逐步取消，个人成为唯一的供款主体，供款率由从前工资的19.94%下降到10%，养老金则取决于个人储蓄帐户的积累加上从旧制度中转入个人帐户的部分。
实践证明，智利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为智利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由于有13个私人基金参与竞争，基金的管理和经营相当成功。虽然制度设计之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预期为5%，但根据摩根集团的估计，在1981年到1991年的10年中，该制度基金的实际41收益率为年平均15%，是国家管理制度下投资收益率的5倍。第二，与巨额储蓄和储蓄率提高相应的是，智利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地方资本市场。巨额的基金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国内资本的需求，同时，基金绝大多数用于投资私人部门，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第三，智利国内资本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持续的高储蓄和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使智利成为拉美唯一的不仅拥有增值的通货而且经济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内资本市场的雄厚力量也吸引了美国和其他欧洲投资者。此外，这一制度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提高了企业的竟争能力，加上其他开放政策的配合，智利的经济正在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其出口已由70年代初的GDP的20%增至90年代初的35%。
三、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新加坡的公积金养老保障计划和智利的1980年改革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两种养老保险模式是适应不同的国家和国情而产生的，因而除了一些基本做法相同之外，也有各自不同的创新与突破。其相同之处在于:
首先，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都是一种强制性个人退休储蓄计划，均以个人资本帐户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职工就业期间交纳的养老基金额和基金投资收入。
其次，两国的养老保险模式都基本上不具备重新再分配的功能。由于个人帐户的原因，智利和新加坡的养老保险制度排除了被保险人之间的横向资金流动及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养老金代际转移间题，每个受保障的公民只享受自己帐户上积累起来的养老金;另一方面，政府的负担很小甚至没有，仅仅起到组织者或守夜人的作用，这种转移支付手段也阻碍了养老基金的纵向再分配。
再次，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在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的基础上，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一经验我国尤其应该借鉴。新加坡的公积金存款使私人储蓄率大幅度提高，充足的资金来源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更使新加坡发展了经济。智利1980年改革的目标也不局限于为老年人提供收入保障，在它的设计之初不仅考虑了养老问题，而且充分考虑到养老制度对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两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两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组织者和投资目的不同。新加坡的公积金养老计划建立在国家节约基金原则基础上，基金的投资也依据政府的指示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支持基本建设，旨在帮助国家从宏观上调控经济;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则完全由授权的一些养老金私营公司即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经营，整个体制进行的是私有化改革，经营养老基金的公司强调多样化的投资和获利能力，从而带动了地区经济的繁荣。
第二，养老基金操作的透明度和公开程度不同。新加坡除了一个公共辅助养老金计划外，支撑全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只有中央节约基金会，除自谋职业者外的所有职工都必须参加，基金操作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更无竞争压力可言;智利则有13家私人基金参予‘竟争，基金的管理和经营效率很高，法律也严格限制“一人一帐”和“一公司一种基金”，保证了基金的简便易行和透明度。
第三，与投资方向和基金操作相联系的是，两国养老金的回报率不同。新加坡公积金的缴纳率高达雇员工资的40%，而基金存款利率自1955年以来一直只有2%左右。到80年代，政府开始允许将公积金的一部分投资于国外资本市场。据世界银行估计，整个80年代的投资回报率约为3%。智利的新制度要求所有雇员交纳收入的10%作为养老基金，资产的实际回报率在1980至1990年期间平均达13%。此外，两国养老基金的管理效率和运作成本也不同。新加坡公积金养老计划的优势之一是其高管理效率和较低的操作成本，1990年总操作成本(包括货币贬值准备金)只占年交纳基金额的。，53%;智利赋予基金会成员在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转移帐户的个人选择权，也就相应提高了广告和销售成本，由基金会成员支付的运作成本，在减去养老和伤残险的最低金额后，平均达年养老基金额的15.4%。根据两国养老基金的收益率和成本率来看，新加坡模式的运作成本低收益也低，智利模式的收益高而成本也高，但总的来说智利的私营养老保险制度显得更有活力更为有效。
新加坡和智利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为世界上许多有减轻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以及刺激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国家树立了榜样，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首先丫在我们设计养老保险制度之时，应特别重视其功能的研究，养者和资本形成、经济增长都应受到重视。经济的发展是养老的保证，因而新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不仅要强调其养老功能，坡和智利都把养老保障和经济的共同发展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调其经济功能。新加养老基金的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促进了消费增长，带动了经济的萦荣。两国的经验说明，养老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有可能的.如果我国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确立多元化目标，并利用新的养老体制来推动资本的形成，带动经济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解决养老问题，那么无疑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功。
其次，应该看到，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已有的传统养老保险制度，我们不可能照搬智利的私有化经营和新加坡的储蓄式准保险制。彻底的私有化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单一的积累也不适合我国众多的人口和老龄化速度加快的趋势。确立自我保障自食其力的原则是必要的，然而社会养老保险墓金是一个巨额的数量，对于它政府不能也不应放弃作为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有必要承担一部分社会养老保险的责任，而不能只扮演“组织者”的角色.
此外，养老间题单靠社会保险制度难以解决，必须鼓励企业和私人养老计划，有效组合社会养老、企业养老和家庭养老制度。新加坡和智利两国的模式说明，私人养老制度较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更高;另一方面，仅靠私人养老或社会养老保津都难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也难以圆满解决养老何题。因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能是多层次的，由社会基本保险、企业补充和职工个人投保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多支柱体系。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而在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如企业补充养老计划、商业养老保险制度中则强调效率优先。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就能充分地体现出公平和效率的并重，防止重蹈西方国家“高福利高赤字”的粗辙，成为一种崭新的中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