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寿保险使残有所靠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锅福，意外伤害是不以本人意愿而转移的，它伴随着我们一生，及每时每刻，谁也难以说我就能幸免。据保守统计每年仅交通事故死亡的就达15万，伤者超过100万，平均7分钟一起交通事故，每3分钟死亡一人，交通意外死亡占意外死亡8.7%，加之其它意外如矿难、空难、海难、自然灾害等，其总数达150万，平均每分钟就有2个人死于意外。一个人遇上不测由此致残，就不再是家庭的资产，而是家庭的负担。将要面对生活水准的下降，生活费用需要别人资助，追求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而这时候，保险所提供的残疾保险金作为生活费用却可成为不幸中的万幸，为和命运抗争却不想去麻烦别人的人们赢得自尊。
千分之三的游戏
某兵营流行这样一种游戏：上级军官每年一次召集部下1000人，发给每人一把手枪，并告诉他们：这1000把手枪中只有3把枪有真的子弹，要求他们每人朝自己的脑袋上开一枪，剩下的人可以在余下的一年里无忧无虑的生活......
游戏进行着，每年一次......朋友，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你敢吗？
你敢朝自己的脑袋上开一枪吗？每年都开一次？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在无意识地每年重复着这样的游戏：根据中国人生命表统计显示，中国人的年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三！有人说千分之三的概率很小，因为1000人之中才只有3人。有人说这个概率很大，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两种可能：生或死。因此，每个人的概率是50%。 朋友，你认为呢？?既然这是一个逃不了的游戏，我们为什么不及早做准备呢？
真实案例：
一等功臣穷困潦倒 身体伤残无法卖身救子(组图)
父亲昔日的荣耀不能挽救孩子的生命，唯有向媒体求助救儿报道读者反应平静
昨日，本报以《我想救儿子，但我不能卖身》为题，报道了已失去劳动能力的彭辉林的救儿故事。报道见报后，读者反应平静，无人愿意伸出援手相助。
与此同时，经过记者证实，一个摆在眼前的惊人事实是：为救儿求助本报的彭辉林是荣立一等功的英雄。深圳人一定忘不了13年前的那次清水河大爆炸劫难，事发时，身为笋田派出所治安员的彭辉林冲进火海，救出被困群众。随后，再次发生了爆炸，一个巨浪冲来，他倒在血泊不省人事。
事后，他被深圳市公安局授予一等功。当年有关部门在嘉奖清水河大爆炸有功人员时，被授予个人一等功的只有两人。除给与物质上的奖励，政府特批给他一个入户指标，将他的户口从老家农村迁到深圳。后来经过几次工作变动，彭辉林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至今他的户口仍挂靠在罗湖区宝岗路213号笋岗派出所(彭原来的工作单位笋田派出所)，属于代管户。
实在无法才表明功臣身份
彭辉林说，如果不是儿子彭志华的病，他们一家也许还能勉强度日，在他荣立一等功后，各种抚恤金加起来他可以拿到约19000元。本以为日子可以好过一点，但在1994年元月，他刚拿到钱的第二天，彭志华就突然发病，老彭把他送到广州治疗，这次手术花了5万元，不仅刚到手的钱全部花光，老彭还欠下了亲戚朋友3万元。
孩子出院后，拮据的家庭更加困难。而老彭当初被炸伤的右脑也留下了后遗症，淤血重新聚集，每当天气变化前，他的右眼都会流泪不止，脑袋里又疼又痒，因为记忆力衰退，他与记者说话时，总是要先想半天才回答。但因为没钱，他一直没敢去医院复查。
直到去年他下岗了，他栖身的铁皮房也面临拆除而无家可归的困境。今年看到儿子身体每况愈下，估计不动手术就没命了，他才重新拿出尘封的奖状，附在他的求助材料后面，去各级部门反映情况，而每次去求助，他也只说困难，最后实在没法子，才会说明自己的身份。
彭辉林说，当知道儿子的病必须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后，为了15万的巨额医疗费，他曾到市民政部门、市红十字会等机构求助。但民政部门表示爱莫能助，而市红十字会也表示无法提供彭辉林需要的全部医疗经费。
“我们也确实没办法，医疗救助基金太有限了，”昨日，市红十字会秘书长赵丽珍说，上周彭辉林夫妇到这里寻求帮助。“按有关规定，对于他孩子这样无力筹集医疗费的人员，红十字会应该提供帮助，”赵丽珍说，彭可以拿到医疗救助基金，但按规定最多只能给每人次1万元的帮助。
赵丽珍说，目前这些基金只能用于对深圳有急救需要、确无力支付医疗费的人员，“是真正的急救救命钱。”像彭辉林儿子这样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红十字会决定给1万元的帮助，已是特例了。
“可以说，目前除了红十字会等少数民间救助机构外，对那些需要救助的人员来说，可以依靠的救助力量很有限，”赵认为，如果没法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救助，这些人员的命运很难改变。
对话：丧失劳动能力，我无力救子
记者：立功之前有向人求助过吗？
彭辉林：从来没有过，再穷我也没开过这个口。
记者：那你求助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功臣吗？
彭辉林：要不是救儿子，我死也不会开口去求别人什么的。自从我儿子1994年做了手术之后，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我才想到去求助，我想我是功臣，政府不会不管我。
右耳聋了，右眼几乎失明，去年失业至今
记者：现在身体怎么样？
彭辉林：不行了，那次爆炸伤好以后，因为没有及时复查和治疗，就留下了后遗症，2003年再次来到深圳后，脑袋越来越疼，脑袋里的淤血又开始聚集，右边眼睛坏了，右边耳朵也聋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而且还不能饿，三餐必须要准时吃，不然脑袋就疼、痒，一扛重东西，脑袋也疼，现在我等于是丧失了劳动能力了。
记者：你是深圳户口，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啊。
彭辉林：申请这个保障，必须先在劳动局培训，然后他们介绍2次工作不成才有最低保障，我已经去培训了，他们也介绍过一次工作给我，但人家不要我，等再介绍1次工作给我不行了，我才可以领到这个钱。
记者：你能坚持多久呢？
彭辉林：其实，前几年我就撑不下去了，尤其是我右眼几乎失明后，我每天觉都睡不好，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想自己没本事，把家庭搞成这个样子，当时真想自杀算了。前段时间我也是急得没办法，差点就去撞车了。
记者：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彭辉林：要是有，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甚至想过把自己的心脏换给我儿子，但是行不通。我也想过卖身什么的，只要能救我儿子，我一辈子给他做牛做马都行，但我一个残疾人，谁会要我呢？
昨日，深圳热线转载了此稿。截至记者发稿时，点击率只有354次。评论更是寥寥。一名网友说，现在需要救助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光靠老百姓的爱心是不能解决的。政府应该切实考虑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为何报道反应平淡，读者李先生认为，现在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实在数不胜数，但可能大家已经司空见惯，感到麻木了，某种程度说，我们的同情心越来越少了。
为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彭辉林19年来一直为此奔波，打工、窝居、一贫如洗，但面对至少15万元的医疗费，他们走投无路。当本报为此报道他们求助的声音时，却无一市民表示愿意捐款。为什么？是因为求助的数额之大？是因为过多求助的声音让我们麻木？还是因为他们的平凡？
启示：
对于彭辉林的不幸我们只能爱莫能助，类似悲剧的发生让太多的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我们在抱怨社会的同时是否也该想想，为了家庭的幸福，在有能力的时候未雨绸缪为自己及家人构筑一道保险“防火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