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自治区政府召开全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正式启动我区新农保试点工作，南宁市武鸣县等14个县（市、区）有望喜尝“头啖汤”。
我区新农保试点坚持“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从我区农村实际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与我区经济发展相适应；个人（家庭）、集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
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个人按年缴费，设100元至500元5个档次，由农村居民自主选择缴费。有条件的村集体要对村民参保缴费给予适当补助。政府补贴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务院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我区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二是地方财政补贴，目前我区定为每人每年补贴30元，自治区、市、县三级财政按6∶2∶2（自治区直管财政改革县按8∶0∶2）的比例承担。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各级政府在每人每年30元普惠补助基础上再给予最多50元的补贴。
新农保的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地方政府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组成新农保基本养老金。符合条件的参保农村居民除了基础养老金外，同时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已经年满60岁的农村居民，可直接享受基础养老金，不设置补缴“门槛”。
据悉，我区在14个地级市中各选择了一个县（市、区）开展新农保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在全区逐步推开。同时，为方便农民缴纳参保费和领取养老金，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广西农信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利用农信社的网点优势构建农民参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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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知识汇总，关注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制度的实施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家在部分发达的农村地区试点的基础上，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并决定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然而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方案”仅试行了?年就举步维艰了。因此，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都尚未成型，可持续发展无从谈起，或者认为讨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时尚早。然而，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推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坎坷曲折，所以更值得从理论上进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讨。近年来，一些经济富裕的地区一种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正在崛起，因为这种模式根本不同于原来实施的“方案”，故称其为“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这种制度模式能否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科学合理与否，更为重要的是它攸关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生命力。
一、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产生
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在对原“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进行深刻反思条件下，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仿照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框架，在我国部分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推行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产生的时间看，原“方案”制度缺陷以及外部条件不成熟所导致农村参保率的下降和退保率的不断上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入一个全面清理整顿、停滞滑坡时期为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从产生的地区看，主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快速；农民非农化程度较高，而且集体股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方。典型的是广东的东莞和江苏的苏州这两个地级城市以及在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的郊区。从产生的原因看，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为解决农村养老保险积累了必要的财力，尤其是集体经济份额的增强，使市（县)、镇两级财政和村级集体组织都能够对户籍地农民参保实行相应的补贴和补助。东莞市2000年由市财政出资10亿元作为基础资金的新型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建立。从2001年起，东莞所有20至60岁的男性农民、20至55岁的女性农民全部进入社会养老保险的安全网。苏州县(市)本世纪初以来也加快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和尝试，2003年4月苏州市颁布了《苏州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对全市各市、区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框架进行了相对的统一，这标志基本养老保险“苏州模式”的正式建立。截至2005年3月末，苏州全市农村劳动力累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155万人，已有70万农村老人每月享受着80元至150元的养老补贴，农村劳动力的参保率和老年农民养老补贴的覆盖率均达到80%左右，居全国领先地位。
(二)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内容与特征
无论是“东莞模式”、“苏州模式”还是“郊区模式”，虽然各地做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其核心内容、基本的制度框架还是具有诸多共同的特征，且这些特征又明显不同千原有“方案”。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特征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参保对象由原乡镇企业职工、农村干部、民办教师、复员军人等为主转变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主体。原“方案”实施中，由于纯农户参保没有相应的集体补助，因此，纯农户参保的并不多，而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明确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为主，对农村各类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要求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建立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地方财政补贴”三方分担保险费的筹资机制。这是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模式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新农保和老农保的一个根本的区别。1992年民政部制订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规定了“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资金筹措原则，但在具体的实施中对参保的农民来说，集体补助无望，国家扶持空话，社会养老保险实质上是一种个人养老储蓄。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市(县)、乡镇、村三级补助补贴的资金约占一半左右，个人缴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50%，较好地体现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责任，因而激发了广大农民参保的热情和积极性。
3、确立了合理的筹资基数和筹资标准，确保了农民退休时的养老待遇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新农保参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办法，制订了较为科学的筹资基数和筹资标准，农民的基本养老金与参保人的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挂钩。“东莞模式”缴费基数按每人每月400元核定，从2002年起每年递增25%，2000年11月至2005年12月，所缴的保险费为当年缴费基数的11%。“苏州模式”缴费基数按照当地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或参照上年城镇企业职工平均缴费工资基数的50%左右确定，按缴费工资基数的11%建立个人账户。如果累计缴费满15年以上，农民的养老待遇大致能够达到40%的替代率。这样能够保障参保人退休时的基本生活，克服了老农保“保富不保贫”和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由于选择的投保档次过低出现的养老待遇主子养老作用
保险知识汇总，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政策实施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下称“新农保”）是继免除农业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种粮补贴等农业补贴之后，中央出台的又一项惠农政策。
河南省F县是试点之一。农村老年人参加新农保的积极性非常高，但也存在许多困难。制度的有效落实是以相应的社会道德为基础的，如果摒弃家庭养老的观念，孝道失落，新农保并不能真正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存困境。
首先，家庭养老仍然是新农保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的指导基本原则中第二条规定，个人（家庭）、集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这在《指导意见》的“养老金待遇领取条件”中有所反映，即“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这一条件充分体现了基本原则中的老年人参加新农保的个人权利与其家庭（主要是其儿子）的养老义务具有连带性的关系。
在F县的试点工作中，不愿意参保的多是一些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年轻，还没有到考虑养老的时候，因此对参保持消极态度。问题是，如果他们不参保，自己年满60岁的父母则不能够享受基本养老金。那些与儿子关系紧张，儿子媳妇不孝顺、不愿参保缴费的老年人则只能望“新农保的好政策”而心寒了。
其次，那些户口丢失或者已被销户的老年人参保存在困难。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使然，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在新合作医疗、农村低保政策以及新农保实施之前几乎没有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户籍只与土地承包权利和农村宅基地的划分相关。同时，因为农村户口在免除农业税之前还要承担缴纳税费的责任。因此，许多农户家中的户口本被常年压在了箱底，农民向来不知道户口还有什么用，而在农村派出所的户籍管理也存在不少疏漏。新农保所规定的清晰的年龄界限，给农村中户籍年龄与实际年龄不相符或者已经被销户的老年人享受新农保带来了困难。
F县在新农保的试点工作中就遇到了许多老年人户籍年龄与实践年龄不相符、在户籍管理信息化过程中户口被漏登的情况。笔者曾在湖北省某县调查，在免除农业税之前，为了减少农业税的人头负担，一些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户口被子女注销而成为“黑户”，不知道这些老年人在新农保实施后如何参保。
河南省F县规定，遇到这样的问题，需要当事人向县级有关部门提交更改户籍信息的申请，申请上要有邻居证言、村委会证明、乡镇党委书记签字才可提交。当然，如此繁琐的手续是为了避免有人弄虚作假，但却给一些老年人带来了麻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村老年人自己去办理这些手续实在是非常困难，家庭成员的协助必不可少。
最后，“孝”观念中的情感慰藉是农村老年人颐养天年的根本保障。新农保中的基本养老金起点虽然很低，但是也比照农村的消费水平。在F县，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供养标准是：一个儿子一年200元现金、200斤左右小麦。这些60岁之上的老年人一般会有2～5个儿子。假定平均有3个儿子，一位老年人通过家庭养老可以得到的现金是600元，而F县规定的新农保基本养老金是每月60元，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年可以获得720元的养老金。可以说一位老年人每月60元的基本养老金与当地的家庭养老水平基本相符，也与当地的生活水平相符。这也正是F县的老年人积极参加新农保的原因所在。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不再向儿女们伸手要钱了。
问题是，需要由儿子们来供养的老年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有些老年人甚至缺乏生活自理能力，F县农村通行的供养标准和国家基本养老金可以保证老年人生活，老年人最为需要的是情感慰藉和重病、大病的治疗与照顾，而这些只有家庭养老可以提供。
60岁老年人参加新农保的个人权利和儿女必须参保的连带关系，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以家庭养老的社会道德为基础的。老年人在办理参保手续中存在的具体困难，要通过儿女们协助完成；基本养老金可以保证老年人基本生活，但是“有吃、有喝”只是生命体的基本需求。
从国家政策角度来讲，起点较低的新农保只是说明国家探索农村养老模式的开始，是免除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继续。新农保政策的推行，并不意味着农村养老进入了社会养老的时代。家庭养老以及“孝道”的重建与维持是新农保政策落实的社会条件，是新农保真正起到效果的基础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