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日至3日，第二届江苏保险法论坛在南京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高校的保险法学者、长期从事保险审判实务的法官和保险监管部门、保险行业的代表共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 是与会代表发言的关键词，来自保险法学界十余名专家学者以及保险实务界法务工作者、法院系统法官等近百人出席了论坛。与会代表围绕“当代保险法的发展与变迁”这一主题开展了深入和充分的研讨。
江苏保监局副局长葛翎在研讨中指出，江苏处于从“保险大省”向“保险强省”的跨越阶段，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这些都需要保险法学的理论指导。此次论坛提供了一个司法审判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经营者沟通交流的平台，将推动全省保险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保险业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刘竹梅发言时透露，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即将出台，司法解释遵循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原则，将对核保期限、免责条款范围、理赔程序和时限予以明确界定。
论坛还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视角对新保险法施行三周年进行了回顾和反思，研讨了保险法的发展方向。记者关注到，对恶意拒赔的保险人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入选了本届论坛的研讨议题。与会专家从比较法的角度，介绍了美国为解决被保险人对保险监管需求极大但保险监管资源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引入惩罚性赔偿的规制措施，建议中国保险立法应赋予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权利。
保险法司法解释与审判实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刘竹梅介绍了保险法司法解释制定的进展情况，阐述了在制定司法解释时遵循的五个原则：一是加强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二是促进民生，对理赔程序加以规范；三是统一交易规则，规范产业发展；四是鼓励保险创新，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五是尊重保险合同的商业性。刘竹梅庭长还对保险审判实务中存在的保险合同如何定位、如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以及保险法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等难题进行了分析。
保险法适用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南京大学解亘副教授认为，法律对于格式条款予以特别规制的理论依据在于平衡意思自治和合同正义。基于格式合同的非磋商性特点，应具体考量缔约过程是否保证合意的充分体现，给付是否均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五庭董庶法官认为，在为他人投保的情形下，由于第三人不知晓保险的存在，其利益无需特殊保护，投保人行使解除权，不需要得到第三人同意；在投保人未放弃解除权的情形下，第三人的信赖尚不足以侵蚀投保人的合同权利。但保险合同解除后，第三人有权依据当初与投保人之间的原因关系向投保人主张相应的权利。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康针对《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适用中的争议，认为该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应作狭义理解，不应当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金等项目。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王静认为，保险法第十七、十九、三十条从订入规则、内容控制、解释规则三个层面构成了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司法规制的完整体系，审判实践中在适用这三条时，尤其要注意区分商业保险与强制保险、社会保险的不同属性，司法审查的介入应当适度，不宜过分干预保险产品的设计。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陈国斌对免责条款设置的合理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将所有减轻或者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集中印制，设立一般性绝对免赔的原则性条款，免除保险人在此情形下的明确告知义务。
新保险法施行三年来的回顾与思考中国保监会法规部处长刘学生回顾了保险法修订的历程，对保险法立法基础层面的局限性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一，保险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立法时不能得到理论支持；第二，立法体例的束缚，立法原则与具体制度设计难以协同；第三，立法水平有待提高；第四，保险法立法的传统和创新。他认为：成文法的局限性造成了实务对保险纠纷中的新问题应对不足，学术界应当加强保险法的解释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的指导作用，从具体适用层面对立法不足进行填补。
江苏省保监局法制处副处长刘金锋通过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对保险理赔的相关规定，对现行车险理赔制度进行了探讨，建议对保险人支付赔款的前提条件进行修订，缩短保险人支付赔款的期限以及设立惩罚性赔偿机制，对保险公司理赔经营规则、标准做出立法规定，授予保险监管部门理赔监管权。江苏省保险学会偶见认为保险纠纷不应该只适用保险法来调整，民法、合同法、证据法的一般规定同样适用于保险诉讼。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卫文则对保险法第十六规定的“重大过失”的定义和认定标准、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因果关系做出了创新性的解读。
域外保险法理论与立法的发展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曼弗雷德•汪特教授分别介绍了德国保险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制度及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的新变革，主要体现在：第一，扩大了保险公司的告知义务，将保险代理人也纳入告知义务的主体范围内；第二，改革以前的保险合同法的“全有或全无原则”，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根据过错的程度进行分级处罚，减轻保险机构的给付义务；第三，承保人的指示和教导义务的扩大。最后，汪特教授还介绍了《欧洲保险合同法修订案》的起草情况，并且呼吁为完善保险这种社会公益，需要全世界做出共同的努力。
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学院院长竹滨修教授介绍了日本2008年的新保险法对保险现代化要求的回应。一是在共通规则方面主要表现在：用以保护投保人的强行规定的导入；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定为回答询问义务；投保人基于危险增大的解除合同的，仅限于投保人故意和重大过失未告知的情形；保险赔偿金给付时间的限定；保险人的重大事由解除权；被保险人的解除请求权。二是在损害保险中主要表现在：超额保险和重复保险时尊重合同订立双方的合意；责任保险合同中被害人享有对保险金给付请求的优先权；在代位请求权中被保险债权的优先性。三是在生命保险中主要表现在：明确了保险金受益人的变更应向保险人做出意思表示；通过有效遗嘱可以变更保险金受益人；保险金受益人在投保人的债权人解除合同时具有介入权，以维持其利益。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叶启洲介绍了近年台湾保险法的发展进程：一是在要保人的据实说明义务方面，提升对要保人的保护。规定要保人要负举证责任，证明其说明义务的违反与保险事故无因果关系。二是先后五次修改了承保儿童保单的条件，明确了15岁之前的儿童不可以作为死亡保险的被保险人。三是加强对责任保险中被害人的保护，明确被害人的直接请求权的时效从请求权胜诉判决时起算。四是就人寿保险复效时之危险选择问题采取折中规定，复效的时间在6个月内的，保险公司不允许提出可保条件的证明，缴费后复效。超出6个月，保险公司有权要求投保人提供证明。五是确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金融服务业之说明义务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公司必须举证证明，损害发生于说明义务之违反没有因果关系，否则就必须承担责任。
美国堪萨斯大学法学院院长Jeffrey E .Thomas教授介绍了美国保险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规制措施：一是消费者承担了监管者的角色，二是发展有利于保险消费者的规则，三是确立恶意规则，保险人拒绝理赔在其保险范围内的一个合理数额的索赔请求的，其可能承担超过其保额的赔付义务，四是适用惩罚性赔偿。Thomas教授认为美国保险法可在至少三个方面为中国保险法提供借鉴：一是赋予中国消费者更多的权利。二是通过承认判例的效力来赋予法院更多的权利。三是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使保险消费者有可能获得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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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法——《保险法》的延伸
最新商业保险法全文是国家规定的重要标准，在商业保险业界是重要的材料文件。最新商业保险法全文的相关内容，对于市民的理解等各个方面也有所帮助。
商业保险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欧洲大陆的城市国家，由海上保险发展而来。商业保险，就其制度而言，是风险的转移和管理，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商业保险是一种契约关系。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其具有可保利益的标的向保险人投保，并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承诺或支付合同对价--保险费，保险人接受投保并承诺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对承保危险在承保期间所造成的承保损失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就单个的商业保险行为而言，法律需要规范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在某些情况下还要保障有关第三方的利益。
2000年1月13日，中国保监会发布第1号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制定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自2000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10章119条内容的法规，是《保险法》实施之后对我国保险管理影响最大的重要法规。
规定了保险公司经营行为的独立性，为保险公司的商业化运作提供依据。《规定》第3条明文规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保险业务活动，不受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这一规定，第一次明确了保险公司经营行为的纯法人化和纯商业性，是《保险法》所没有的。
规定了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所必需的资本金额度，进一步强调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规定》第13条指出，保险公司以规定的最低资本金额设立的全国性公司可以申请3家分公司，区域性公司可以申请2家分公司；此外，每申请增设1家分公司或省级以上分支机构，应当增加资本金至少5千万元。全国性保险公司资本金达到人民币15亿元，区域性保险公司资本金达到人民币5亿元，在偿付能力充足的情况下，增设分支机构可不再增加资本金。这进一步表明保监会对设立保险公司的态度，即：要设机构首先要有充足的资金，能保证偿付，有能力开拓业务；同时也给了保险公司充分的扩张余地，只要有实力，就有资格申请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为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奠定基础。
突出了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保证了保险人的稳健经营和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与提高保险公司的资本金相对应，《规定》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作了专门规定，规定按比例而不是以定额标准确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而且，对保险公司实际偿付能力低于规定标准的，也作出了严肃处理的规定，直至由保监会实行接管。这些规定都表明管理部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高度重视。应该说，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始终是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这在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尚不成熟、保险公司整体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它对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防范和化解保险风险，促进我国保险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社会保险法，新的社会保险法全文解读
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因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而备受瞩目。该法最大的亮点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据了解，社会保险法草案从2007年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至今已历时三年，其间共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四次。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该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社会保险法对于规范我国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保险法》有基本大法之称，是一部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关乎每个公民的福祉保障的法律。但是，从《社会保险法》1994年列入国家立法规划算起，在立法路上已经迂回跋涉了16年。
“假设《社会保险法》明天就出来，我们就应该欢欣雀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央主任郑秉文认为，立法应该是把制度往前推一步，而现在“连一寸都没有”。郑秉文担心的是，对于有些惯性形成的制度，如果不借此次立法的机会进行改革，很可能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成为以后进一步改革的障碍。郑秉文认为，目前的《社会保险法》草案仍然面临提高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费统一征收两大难题。
与旧法相比，新法在提升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花了很大力气。杨华柏介绍说，新《保险法》用40个条款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比如：采取格式条款的是无效条款；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要求的告知应是询问告知，而非被保险人的主动告知，条款里规定主动告知的，合同视为无效。
在这40个条款中，最大的亮点当属增设的“不可抗辩”条款。新《保险法》第16条规定，“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予保险金的责任。”杨华柏表示，该规定“就是学理上所称的不可抗辩条款”。
这条新规，无疑给保险公司加了一道“紧头箍”。近年来，保险公司不认真审查投保人告知的事实，甚至明知投保人不实告知也不制止，出险时则以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已成为业内的“潜规则”，也让很多消费者因此对保险公司贴上了不诚信的标签。
新《保险法》实施后，保险公司高管人员也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在新《保险法》中，保险监管部门有权对高管人员直接通知边防部门限制出境、对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资产限制转移，在向法院申请后冻结其资产等，还有权终身取消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问题严重的高管，还将被终身禁入保险业。
此外，在保险公司破产清算后，高管人员只能拿到员工的平均工资。杨华柏将这条新增加的规定，称为保险业对高管监管的一大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