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已正式启动，但造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逐渐萎缩的各种障碍依然存在，尤其是内外部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瓶颈，使农业保险发展陷入困境。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障碍，为农业保险发展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困境
(一)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目标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經营目标相矛盾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农业保险越发展，就越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决定了农业保险的目标应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利益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应以经营者的盈利为目的。但开办农业保险及最近启动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试点的主体大都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即我国农业保险仍实行商业化经营。而商业保险公司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其最终经营目标，这必然引发农业保险政策性目标和保险公司商业化经营目标的矛盾。虽然此次农业保险试点中，试点公司大多与地方政府签署了协议，由政府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进行保费或经费补贴，有的地区甚至提出由当地财政对农业保险亏损兜底，但补贴的实质性支持措施并未到位，制度性和技术性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引发的矛盾。一旦农业保险经营失败而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使保险公司出现亏损，保险公司就不得不减少或放弃农业保险业务以维持自身经营的稳定性。
(二)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农业保险的发展与需求总量的扩展成正比。需求总量来自于有保险需求的消费者数量及其保险需求的欲望与购买保险的能力。从农业保险情况看，我国约有7亿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63%，存在着有农业保险需求的巨大的消费者群。同时农业既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又面临日益加大的市场风险的弱质性，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客观需求巨大。加入WTO后我国现行农业保护政策的不适应性使农业保险的需求进一步增大。但农业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及长期以来的农村金融抑制使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而由于农业生产的损失率高，农业保险的费用率高，导致了高费率，一些贫困地区农民资金无积累，往往无力缴纳保费。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人均纯收人较高，能交得起保费，但其收人大多来源于非农产业，他们对经营农业没有多少兴趣，对农业保险有限的预期利益及侥幸心理阻碍了他们的投保热情。由此可看出，我国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能力和需求欲望都很弱，这无疑严重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现有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严重滞后于客观需求
农业保险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的特点及对农业保险实行纯商业化经营，致使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连年亏损，不得不缩小或放弃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和机构迅速萎缩。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80.98亿元，占财产险保费收入比重为0.95%。并且在2004年我国专业农业保险公司成立之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原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两家。这与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极不相称。
(四)农业保险费率不合理，但其调整面临困难
首先，现行农业保险费率不能真正反映承保标的的真实风险水平。按照厘定保险费率的公平性原则，保险费率应与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相一致，保险标的面临的风险程度高，就应实行较高的费率。农业保险费率是依据以往一定时期农业生产的平均损失率计算出来的，是假定所有符合条件的标的全部投保，反映的是农业生产面临的平均风险水平。而在农业保险实务中存在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为低风险者不参加保险，参加保险的面临着高风险，或者人们按低费率参加了保险后又从事高风险项目等，其结果是保险费率低于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这必然导致保险公司按低费率收取的保费不足以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赔款，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经营稳定性。所以对保险人而言，农业保险费率过低。但是，如果提高农业保险费率则意味着农业保险价格的提高，而这又会进一步减少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其次，现行农业保险费率水平已大大超过农民的支付能力。即农民有客观保险需求，但受制于较低的收入，他们买不起保险。所以对投保人而言，现行费率水平偏高。但由于农业保险的商业化经营，没有政府的支持，农业保险降价空间极小。
二、我国农业保险陷入发展困境的制度根源
(一)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滞后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表明，农业保险法律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保证。我国从1982年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但至今仍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或相关的农业保险实施条例。这是造成农业保险陷入发展困境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因为法律制度的滞后引发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1.农业保险身份不明。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其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经营手段及管理规则与商业性保险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农业保险立法的滞后，而现行《保险法》又忽略了农业保险，因此我国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至今仍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而在实践中则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实行商业化经营，得不到政府应有的支持，导致目前“农民保不起，公司赔不起”，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水平低的严重局面。
2.农业保险依法不当。由于对农业保险实行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也被视为商业保险行为，在实践中则运用《保险法》进行规范。但商业化经营模式并不能改变农业保险本身固有的政策性，用来规范商业保险行为的《保险法》，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另外，《农业法》的有关规定不利于农业保险发展。因为农民收入低而农业成本高，削弱了自愿购买农业保险的经济基础，强制保险成为发展农业保险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农业法》则规定“农户在自愿基础上参加保险，任何组织不得强制”，这又进一步加大了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难度。
相关知识
保险知识汇总，如何发展农业保险
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在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农业保险的保险利益是一种难以事先确定的预期利益，其标的大都是活的生物，它们的生长、饲养的好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管理照料的精心与否；而且风险高的地区急于投保，风险低的地区则因保费过高而不愿参加保险，使得保险的“大数法则”难以正常发挥。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的“三高”特征，使一般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望而却步。
既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由于收入低在遭遇自然灾害时恢复再生产能力较差，而商业保险公司又不愿经营作为农业风险分散工具之一的农业保险，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使得农民购买农业保险与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成为可能，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降低农民农业生产成本，减轻农民面对自然界的不确定性损失，从而提高农民与社会的福利水平。
探索建立巨灾专项风险基金
巨灾专项风险基金是用来应付特大灾害发生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特大灾害发生时的大额保险赔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自然灾害风险，每年都会因洪涝、病虫害、干旱等灾害遭受巨大损失。巨灾专项风险基金是解决当前国内巨灾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和手段。同时，政府应该健全并完善农业保险立法，并建立广泛的再保险机制，有效分散农业保险经营者的风险。
加大农业保险补贴力度
现阶段不宜实施强制保险，而应实行低费率吸引农户投保，让农民觉得“划算”。而要想实行低费率的农业保险，只能由政府进行补贴。目前除农业保险免交营业税外，没有其他扶持政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一是可以逐步减少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转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费用补贴，逐步实行以支持农业保险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二是农业保险的实施可以减少政府财政用于灾害补偿和救济的支出，可将节省的部分投入到支持农业保险发展中。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借鉴法国的经验，在免除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税赋的同时，允许其经营的农村财产业务也不纳税，使其可用财产保险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业务。从长期看，这种方式是“双赢”的：一方面，政府将每年无序的“不确定”的灾害救济变为合理的确定的支出，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保证洪灾发生后农民能及时得到补偿资金，尽快恢复生产，进行灾后重建。
协助保险公司建立公共的综合信息平台
政府应与当地农技、气象、植保、水利等部门密切配合，努力建立一个公共的综合信息平台。一是可以协助提高农业风险检测技术，建立农业风险预警系统；二是可以给农户普及农业防灾防损知识，提高保险意识；三是将每个投保农户的诚信记录在案，与政府惠农支农的农业贷款等政策挂钩，这样有助于防止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四是有助于实行无赔款保费优待政策，对饲养管理精心、无赔款记录的保险保户在续保时给予保费折扣，激励保户精心管理其保险资产并做好防灾防损工作；六是有利于因地制宜地选择保险风险，建立公平合理适度的多档次费率体系，有效控制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问题。
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农业保险的补偿机制，化解农业保险本身的政策性目标与实践中经营者的商业性目标的矛盾，扩大农业保险的供给能力，刺激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发挥农业保险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保险知识，农业保险的发展之路
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影响和谐社会构建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恢复开办以来却日渐萎缩，许多地方甚至停办，2004年以前，国内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两家产险公司维持开办农业保险。二十多年来，农业保险累计赔付73.9亿元。1985年至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共收入80.86亿元，赔款支出共计70.55亿元，由于经营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政策支持不充分，农业保险业务亏损严重。农业保险的盈亏平衡点大约为69％左右，而1985年至2004年间农业保险的简单赔付率平均达87.24％，农业保险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共实现保费收入3.77亿元，同比减少0.88亿元，负增长18.86％，仅占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证明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模式是失败的。
构建和谐社会，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解决“三农”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转移的一种经济手段，在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04年至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三年在1号文件中指出要“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纯粹风险得不到有效转移，农民不能够获得保险利益，会挫伤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业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发展策略
要发挥农业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其发展策略是实现政府、保险人和农民的良性互动。
政府“补足”农民利益，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农民在农业保险中获得的补偿金额既不能超过保险金额，也不能超过保险标的实际损失价值。而且要获得保险补偿，要付出的成本（保险费率）一般在2％至15％之间，高出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损失率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另一方面，农民获得的保险利益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在同样价格条件下，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多于生产者的最佳供应量。如果按照商业保险公司的最佳供应量进行生产，就必然产生农业保险供应的不足，最终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如果按照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提供农业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必然亏损，最终导致业务萎缩或者商业保险公司退出农业保险领域。另外，由于农业保险本身的高风险，商业保险公司或者农业互助保险社不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农业保险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等，使得政府必须参与。政府参与的目的就是补贴上述的外部成本。
保险知识汇总，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一、新一轮农业保险试验概况
2004年初，中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提出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提出发展农业保险的五种模式。同年3月以后，保监会又先后批准三家专业农险公司开业或者筹建。第一家是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该公司采取的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保监会要求其种植、养殖业保险的比例不得低于60%。第二家是吉林省筹建的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这家公司借鉴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模式，实行股份制经营，以“大农险”为概念，为吉林省的农民提供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家财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等一揽子保险。第三家是黑龙江阳光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这家公司建立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已试办了十余年相互制农业保险，此次是将过去相互制农业保险的雏形制度化、规范化。
同时，保监会分别以保险公司自办、代办、保险公司和政府联办以及共办等四种形式在五个地区进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试点。一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保公司)在四川省进行的奶牛政策性保险试点。在四川省眉山市的两个县，地方政府给予农民奶牛保险定额保费补贴，其余由农民承担。保单责任范围比较大，除了故意致死和大规模疫情外的责任都由保险公司承担。二是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江苏省实行的水稻政策性保险试点。由当地地、县两级政府为农民承担50%的保费补贴，风险共担。政府和保险公司签订协议，设立专项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封闭式运作。三是湖南省生猪保险试点。试点为湖南省的商品猪养殖示范基地，在试点区县，农民同样将得到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不过，这些补贴不仅来自当地政府，还来自当地的龙头企业。由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民各出一部分保费，而包括口蹄疫在内的风险都被列入可保范围。四是新疆自治区的棉花保险，实行由保险公司自办的模式。当地政府没有直接的财政补贴；但要求各县、乡政府支持，并将其作为县、乡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五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奶牛保险。
二、关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边界
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农业保险产品都必须实行政策性经营。事实上1791年诞生在德国的雹灾保险，就是由私营保险公司经营的，而且德国、英国、法国等至今都是以私营保险公司为主经营雹灾保险。在日本，除一部分大田作物(水稻、早稻、小麦等)和马、牛、猪、蚕等饲养项目是依法强制实行政策性保险之外，花卉、某些设施农业、精细农业产品的保险，实际上都是商业性经营。这就有必要对农业保险的具体项目和内容进行分析，讨论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区别及其原因。
只有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商业性保险公司又不可能或不愿意从事经营的农业保险项目，才有可能纳入政策性保险经营。也就是说，从宏观层面上讲，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必须有较强的政策意义；而从微观层面上讲，这些保险产品因其成本高、价格高，在竞争的保险市场
保险知识汇总，德国的农业保险制度是怎样的
在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疾病保险不能仅仅理解为在人们生病时提供待遇，保持和促进健康也是疾病保险的重要内容。例如，提供预防疾病和确认疾病早期症状、治疗疾病和医疗康复待遇以及通过支付病假工资或者提供企业援助和家庭援助给受保险人以支持。此外，疾病保险还为养育子女者提供补贴和在受保险人死亡时提供丧葬费。
德国一般疾病保险的对象是工人、职员和接受职业培训而不领取劳动报酬的受雇佣者；一定的劳动促进待遇的获得者，例如失业保险金和失业救济金领取者；还有年金领取者。没有职业的妇女、男士和子女没有保险义务，他们通常作为家庭成员参加共同保险。受保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地方的、企业的、手工业同业公会或者补充的疾病保险金库参加保险。
所有成员必须为疾病保险缴纳与自己的收入相应的保险费（1998年为毛收入的6.05％），只要是疾病保险金库的成员就必须缴纳疾病保险保险费，很少生病或者经常生病在缴纳保险费上是不予考虑的，因为疾病保险是受保险人休戚相关的联盟。在疾病保险中疾病保险金库所征收的保险费必须能够与疾病保险支出相抵。
德国在1972年才建立了农业疾病保险，这不仅提供了一项社会保障，同时也降低了农业企业的经济风险，因为在以前，一个家庭成员的一场重病会很快地危及到企业的生存。农业疾病保险的受保险人是农民、共同劳动超过15年的家庭成员和终老财产者。妻子、子女和其他有赡养权者参加农业疾病保险，在一定条件下免交保险费。农民只能在农业疾病保险金库参加疾病保险，而不能像一般疾病保险那样受保险人可以自由选择保险机构。
农业疾病保险待遇与法定疾病保险待遇原则上没有区别。然而农业企业主在生病时获得的不是病假工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企业援助和家庭援助。
在资金筹措方面共同承担经济责任的原则也适用于农业疾病保险，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缴纳一定的费用。但是由于确定农民的收入非常困难，因此疾病保险金库只能依据所谓的收入替代标准来加以确定。疾病保险金库依据收入替代标准设立20个保险费等级，并且为每一个保险费等级确定应缴纳的保险费数额。最高保险费额不得低于最低保险费额的6倍。
与一般疾病保险不同，为了减轻农民家庭的负担，联邦为农业疾病保险提供援助，1996年联邦援助金额为20亿5千万马克。
保险知识汇总，我国社保发展以来的相关问题
社会保险关系全国统一转续被提上日程。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社保相关问题被列入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
在有的地方还没有实现省级统筹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社会保险关系全国统一转续提上日程，这显然是一个跨越。在跨越的背后，可以看出中央对社保这一民生问题的重视。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一个农民工要在一个地方累计缴费满15年，才可以领取养老保险金。而许多农民工从事的多数是体力活，根本不可能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打15年工。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餐饮、工厂等企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从事建筑等纯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一个地方的平均工作周期为2～3年。因此，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一个地方的15年缴费年限无疑是天方夜谭，所以许多农民工都选择退保。2007年，深圳共有493.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的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
为什么不能实行自由的跨省市转移和接续？这恐怕和一些地方追求利益有关。对一些地方来说，农民工退保对地方不但没有什么损失，还有好处。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由个人和企业两方承担，而退保的时候，只能退出个人缴费部分，企业缴费却留在了当地。
再加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养老金高，有的地方就担心，一旦实现全国统筹，社保能实行自由的跨省市转移和接续，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就会把保险关系大量的往经济发达地区转移，那么，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感觉到很吃亏，所以许多地方都不愿意主动进行社会保险关系全国统一转续。
等各地经济发展平衡了，等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省级统筹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再进行社会保险关系全国统一转续，这虽然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但无疑会让很多人还要等上很多年，有的人可能会因此失去社保的机会。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社保相关问题被列入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可以看出，中央正在加大全国统一社保的步伐，即使有很大的难度，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把它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这就说明社保不但关系到群众的利益，还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扩大内需是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如何扩大内需，关键还在于刺激消费，当许多群众连社保都没有保障，他们何来信心消费？现在社会保险关系全国统一转续被中央提上日程，这无疑的让群众吃上了放心丸，他们的未来生活、医疗有了依靠，才可以让他们放心的消费。
相信有了中央的重视和部署，有了群众的期待，社会保险关系全国统一转续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让人看到实现的曙光。让我们共同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保险知识汇总，浅析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伴随我国第一代打工者逐渐步入退休年龄，他们的养老保障问题已经开始突兀地显现出来。
来自湖南衡阳的易承芳今年54岁，1987年她来到广州打工，1998年按规定开始参加广州市的养老保险。本来应当明年退休的她，却因为没有达到《广东省社会保险条例》规定的个人缴费须满15年的年限而无法领取养老金。在现行的养老制度下，户籍湖南的易承芳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退保，领回个人账户内缴纳的资金和利息，11年的养老保险变成了银行的活期存款。二是把养老保险关系转回衡阳老家，但只能转个人账户的资金，单位缴纳的资金，由于是统筹账户不能互转，易承芳必须补缴过去11年企业缴纳的统筹资金。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养老保险制度保障作用的基本失效。
易承芳的养老问题讲起来有些复杂，但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整整一代务工者面临的养老困境。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是在1997年后才开始启动，而且由于地区之间无法互转，这就意味着千千万万个易承芳将成为晚来且依然割裂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牺牲品。
即便我们再乐观一点，把眼光投向比他们年轻一点的人，15年的参保年限没问题，但“无法互转”却依然坚挺，在他们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的流动面前，非要用“没有长远眼光”来说明大规模退保潮出现的原因，多少有一点强词夺理的味道。
从解放人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为主要驱动力的人口流动总是最先发生作用的。1978年，自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的政策开始，巨大的人口流动潮就成为市场经济推行过程中最波澜壮阔的景象。30多年来，从被束缚的土地上向城市流动的人们，脱离了“盲流”的称谓，成为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明证，成为“人口红利”的突出体现，成为经济奇迹和“世界工厂”荣耀的创造者和支撑者，他们仍然不属于他们工作的城市，他们在主动流动，也在被迫流动。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高度依赖，但城市却从不主动打开城门迎接劳动人口，甚至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表现出相当大的不情愿和限制，这一点，我们从不乏例证。
易承芳们的问题，其实是劳动力在实现了流动和解放后社会政策未能及时跟进后果的集中显现。它现实地证明，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人口流动浪潮已经开始30多年，它所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还被钉在行政区域的条块分割中，钉在户籍制度上，画地为牢，无法随人口的流动而自由转续。
这种巨大反差的本质，就是人为的把城乡居民直接划分为在权利、机会和风险方面存在极大差别的社会集团。两个集团各自封闭，独自运转。从进城务工者来说，他们的人生直接断裂为两个切面，工作在城市、纳税在城市，而结婚、生儿育女、孝敬老人和养老安居却要退回所来之地，以另外一种样态存在。
没有自由流动就没有人的解放，这是多年来已成的共识。但人的自由流动，不等于让人永远漂泊在路上，永远被抛在半空中，无所依托，风险自担。说到底，自由流动是解放人，不是像用零件一样，报废了，扔掉，再换一批。
保险知识汇总，失业保障制度需要新的发展
当前，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并没有消除。由于下岗制度逐步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城镇公开失业出现了长期化、低龄化等新趋势，以低缴费率为支撑、以正规就业人员为主体的失业保险制度将需要新的发展定位和完善措施。
一、进一步明确中国失业保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模式
由于失业问题的长期性和严重性，各国政府都把扩大就业、治理失业、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通过采取积极劳动政策(修复劳动力市场)与被动劳动政策(完善失业保障)相结合的办法。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经验，中国必须把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发挥劳动方市场基础地位作为基本思路，同时根据国情特点和经济承受能力，不断健全和完善失业保险、失业保障、社会保障及劳动保护体系。对这两个方面都要给以足够的重视，并力争平衡协调好二者的关系。达到促进就业与保护劳动权益的和谐，应当成为中国解决失业问题的指导思想。
在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失业保障问题上，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将目前实施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至全体城镇从业人员，还是转换制度模式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与流动就业大量增加的现实。理论界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用失业救助或社会救助计划取代失业保险计划，这即符合扩大失业保障覆盖面的需要，又节约失业保障负担和管理成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根本没必要、也没条件搞失业保险制度，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满足失业救助的需要。我们认为，完全推倒重来既不现实，也不必要。建议把失业保险与失业补偿账户的并行模式作为中国近期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这是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础上的双元失业保障类型，既可以适当扩大失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又不至于把比较刚性的失业保险制度完全应用到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新失业群体身上。
二、关于失业保险制度的定位问题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失业保险制度主要是针对正规就业人员防范失业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失业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险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逐步承担起解决失业职工风险防范的主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应把它视为一种过渡性措施，也不应作为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混同的扶贫机制，失业保险制度应当成为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人员防范失业风险的主要制度。尽管目前这一制度覆盖面还比较窄，但不应成为否认这一制度及其作用的理由。对于大多数正规就业人员来说，通过建立一定的失业保险机制，可以减缓其在失业状态下的生活保障及寻求新职业的压力，并成为建立比较完善的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当然，由于中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快，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仅能局限于城镇正规就业人员的范围之内。为这些人员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应当避免过高的管理成本，同时不要使其成为影响劳动力发育和正常流动的障碍。
三、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应采取以下政策：
第一，完善失业保险的有关统计数据，根据参保类型确定合理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确保失业保险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得到贯彻。
第二，适当提高或调整职工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比例，使雇主与雇员各承担50％的缴款比例。
第三，提高失业保险覆盖质量，确保失业保险费收缴率。
第四，合理确定失业保险金支付时间和失业保险金标准。适当缩短领取时限并适度提高失业保险待遇水平。
四、失业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问题
失业保险制度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建立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机制。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正规就业风险防范与失业补偿制度，失业保险只能对参加这一制度的保障对象在需要时提供一定期限、一定水平的帮助或补偿。如果失业超过失业保险待遇期限而又无法就业，变成长期失业者，或者临近退休年龄的失业者，就必须由其他社会保险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相配合，否则将出现不同制度之间的空挡或漏洞，难以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安全网”的作用。建议将失业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相连接。对于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长期失业者，需要建立一种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可以根据工龄、年龄及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状况，适当延长失业保险待遇期限，或者提前进入退休状态，但其退休待遇将适当降低，以鼓励其回IJ]劳动力市场。对于日益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也应当在失业保险制度中有所体现，建议将部分失业保险金用于青年失业者的失业培训支出。这要与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至于外来民工、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的失业补偿问题，建议在一定时期内建立一次性的失业补偿制度。
五、建立失业补偿账户制度
为了解决失业保险制度难以覆盖新失业群体的难题，根据劳动力市场柔性化、灵活化的客观现实，应当为大量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设计一套新型的失业保障制度。这种新失业保障制度既不同于失业保险制度，又不简单地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取代。其主要参加人群是具有城镇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和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凡是参加失业补偿账户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降低缴费率(比如参保标准可以为正规就业人员参保标准的50%)。雇主及雇．员的所缴费用全部计入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失业补偿账户的具体框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六、将失业保障与促进就业有机结合起来
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把失业保险、失业补偿与促进再就业密切结合起来。首先，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部门分割与身份分割，形成一个更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其次，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和培训体制，克服和解决日益突出的青年人失业问题。再次，加大积极就业政策的力度，不断提高失业者的就业能力。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积极改善就业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二要规范劳动力市场，为失业者寻找工作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和就业指导。三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培训市场，鼓励各种形式的职业和技能培训。四是为弱势群体就业提供优惠政策。
保险知识汇总，厦门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
回顾我市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历程，与厦门经济特区30年发展腾跃同步。从局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几万名参保职工的退休统筹，发展到今天城乡一体的医疗、养老、工伤等保险实现高标准、全覆盖；从依靠纸笔算盘征缴拨付，到今天运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现代化的手段管理庞大的基金，我市社会保险事业走出的每一步，都与特区发展紧密相连，特区催生和成就了社保，社保维护和促进了特区的发展。
转轨
从企业劳保走向社会保险
厦门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起步较早。1984年7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厦门经济特区劳动管理规定》中规定，“特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基金制度”。厦门在全国较早启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二十多年来，厦门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从原来较为局限的单位保障发展到今天统筹城乡的全民社保。
改革开放伊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主要是服从企业改革需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只是局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特区企业中几万名参保职工的退休费用统筹，而且缴费和待遇标准不一，市、区属企业各自统筹。而旧的医疗保障体系是由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组成的，仅覆盖职工，覆盖面窄；保障能力与水平受企业经营效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制。而失业保险也仅局限在国营企业。
从90年代开始，我市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开始陆续走向法制化的轨道，从单位保障走向社会保障，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打破了所有制界限及职工个人身份的界限，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一是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项目齐全、缴费和待遇挂钩、公平与效率对等、基金运行平稳、确保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新体系。二是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包括外来员工在内的企业所有从业人员。
1994年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市政府令第3号《厦门市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城镇各类企业及其职工必须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统一了我市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和待遇标准、基金管理。
1994年市政府颁布政府令第4号《厦门市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该规定进一步将失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所有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境外企业驻厦代表机构的中方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的业主及其雇员。
1995年，我市作为全国率先进行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颁布实施了《厦门市职工工伤保险暂行规定》（市政府令第5号），并在全市企业单位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合同制职工施行了工伤保险基金统筹。
1997年7月，我市正式实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所有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全部纳入，建立全市统一医疗保险政策，实行市级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实行社会保障卡即时结算，使医疗保险覆盖面更广、受益人群更大、抵御风险能力更强、制度公平性更强，就医结算更便捷。
1999年，市政府出台《厦门市外来员工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我市外来员工养老、失业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外来员工参保人数从1993年底的3000人发展到如今的87万人，增长了近300倍。
至此，我市确保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新体系已初步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