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全会强调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通过创新与创造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保险行业的文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提到“文化”，大众多会想到文学艺术。实际上，行业文化也应当成为重要的部分，它来自于实践，同样可以充分展示一国的综合实力。如瑞士手表，无人不晓且价格不菲，成为瑞士文化的一个绝佳代名词，象征着其精细、完美、极致、卓越的追求。又如荷兰ING集团，位居全球500大企业前十的综合性财政金融集团，兼营银行、保险、金融投资等多种业务，其遍布各地的行销服务网无形之中也是荷兰文化的最佳宣传者。这些手工业及金融行业都可以成为一国的文化建设贡献者，甚至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走向世界，中国的保险业也可以。
保险文化蕴含于各种行为中，如营销文化正是由友邦保险公司最初带入中国的。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本身就是一幅充满人文意蕴、传递社会关爱、播撒人间温暖、铸就现代文明的文化画卷。
保险产品是一种无形产品，保险品牌意味着保险公司的优质服务，消费者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的选择通常是基于对保险文化和品牌价值的认可。中国保险业若能形成本土走向世界的大品牌，在提供保障、补偿、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传递一种爱心关怀，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厚重包容和关爱，必然能给中国文化强国的建设添上极为有力的一笔。因而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中应当充分重视保险文化的建设。
树立中国特色的保险文化可以从我国特有的精神内涵出发，结合保险的功能加以宣传。如中国古语所说“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奉养、侍疾、立身、善终等，而养老、健康保险等险种正好与之契合。又如“防患于未然”，“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等流传深远的中国谚语都与保险功能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能很好地将其体现在保险行业文化中，在提供保障、补偿、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传递这一精神，必将成为中国保险行业文化的特色，从本土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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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知识，保险文化建设需加强
保险文化建设大有可为
文化积淀着人们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对于一个行业而言，文化更是进步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保险行业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行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保险行业文化建设应着眼于长远，以行业文化创建为核心，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规划应当与行业发展战略相一致，与保险公司的企业愿景和保险从业人员的个人愿景相一致，与行业竞争优势相一致。
行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对行业资源充分实施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借助多方力量齐抓共建，丰富宣传形式和平台，才能实现效果的最大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行业监管部门作为其中的重要角色，在行业文化建设中应充分发挥规划、指导、协调、督促、调研和管理职能，引领行业不断完善文化建设机制。
行业文化的本源是行业中的企业文化，应当做好文化融合，将行业文化实质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实现公司文化与行业文化的有效对接；应当积极创新个性企业文化，着力打造适合企业自身的文化类型，为行业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应当采取上下联动方式，层层动员，广泛发动，全员探讨，共同实践，推动行业文化落地生根。
编者按：
12月2日，在大连召开的中国保险文化建设推进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
昆仑健康之路不好“走”
昆仑健康之路不好“走”险企偿付能力面临严厉的监管
近日，昆仑健康、幸福人寿和合众人寿及长城人寿四家保险公司因为偿付能力问题收到保监会下发的监管函。
截至2012年底，幸福人寿和昆仑健康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分别为48.06%、32.68%，低于保监会要求的100%红线，属于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合众人寿和长城人寿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32.02%、103.34%，属于保监会规定的偿付能力充足I类公司。
上述四家保险公司均被暂停增设分支机构，其中幸福人寿还被罚自2013年3月20日起停止开展新业务，续期业务不受影响。
对客户没有直接影响在四家保险公司中，除了合众人寿为总部设在湖北的全国性寿险法人机构外，长城人寿、幸福人寿也在湖北设有分公司。
据本地监管部门人士介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主要受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内部来说，可能由于是公司业务发展过快，管理费用、资本支出较高。从外部方面，则主要受到投资收益的影响。不过从四家险企的资质来看，过去一年的资本市场低迷，可能是导致四家险企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不过该人士说，这4家公司的业务对客户没有直接影响，可以通过股东注资等各种途径补充资本，以应对由于业务发展而引发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足或下滑等难题。
面对这样的囧境，昆仑健康计划年内增资3亿至5亿元。年报显示，昆仑健康约九成保费收入来自团险渠道。2010年和2011年的实际资本金分别是14916.9万元和1228.6万元，在实际资本金无大变化的情况下，受公司业务发展较快的影响，昆仑健康2011年的最低资本金上涨了2倍，致使偿付能力由727%下降至22.40%。至2012年年末，昆仑健康的实际资本金为2720万元，最低资本为8324万元，偿付能力充足率仅为32.68%。连续两年昆仑健康偿付能力严重低于保监会要求的100%的最低偿付能力要求。
从2009年至今，昆仑健康共经历了4次增资，每年一次，从2.4亿元增资至4.4091亿元，增资幅度比较小。而另一方面，昆仑健康2012年业务增速非常快。2012年昆仑健康的保费收入由7亿元越过10亿元大关，有两家中心支公司获批筹建，一家中心支公司、一家营销服务部开业。
昆仑健康给记者的官方回复称，按照偿付能力编报规则，公司一直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情况，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公司偿付能力保持在充足的水平。2012年12月28日，昆仑健康上报了《关于申请增加注册资本的请示》，目前正等待保监会审批。如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公司注册资本金将达到5.21亿元，公司2012年底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69.15%。
同时根据财政部于2013年1月31日下发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免征营业税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名单（第二十五批）的通知》，截至2012年底，退回昆仑健康营业税约2987万元，在该项退税及增加资本金的影响下，2012年底，昆仑健康实际偿付能力充足率约为205.03%，偿付能力充足。
2013年，根据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情况，昆仑健康保险公司董事会已决定加快增资工作步伐，计划在2012年12月增资基础上，再增加3至5亿元资本金，支持业务发展，确保偿付能力符合监管要求。
相关链接：健康险市场高位增长 面临诸多困境
我国的健康险市场虽然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增长态势，占人身险总保费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但已经走过8年艰辛历程的专业健康险公司依然在蹒跚前行，仍面临一些困境，比如市场拓展的艰难，对于疾病的发病率缺乏足够经验和数据，对医疗风险的识别、评估能力较弱，健康险经营风险居高不下。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的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与可挖掘市场潜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未真正发挥其社会功能。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政策支持不足、竞争主体多、产品结构单一、盈利模式模糊、健康险领域专业人才匮乏等因素，都制约了健康险的发展。
以产品为例，市场上健康险产品种类近千种，但主要分为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型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险种相似度高，缺乏竞争力。由于健康险起步相对较晚，对于健康险的盈利模式、经营思路仍不清晰，尚未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运营模式。
目前，我国专业健康险公司只有4家，即人保健康、昆仑健康、和谐健康和平安健康。在寿险公司和产险公司健康险业务的直面冲击下，有的专业健康险公司放弃“健康”，而坚守健康主业的专业健康险公司仍在寻找发展的突围之路。
保险知识，新中国保险史
如果从保险进入中国的历史算起，中国保险史可以上溯到1805年以来的200多年。只不过那时保险多以洋面孔出现，充当了列强们经济入侵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在这近150年间，保险一直在旧上海、老广州等少数几个有通商口岸的城市生存，并不为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知。因此，保险真正成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事业，应当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庄严宣告的1949年算起。新中国保险业正如其“燕梳”的译名一样，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60年历程，值得我们回眸凝望。
上篇在路上
在新中国保险业60年路上，有过失败，但更多的是成功；有过徘徊，但更多的是坚定。这60年历程恰如人生的60年旅程，必须经受过志学、而立、不惑和自知的历练，走过崎岖、求索、应战和奋进的历程，才能到达顺耳从心的成熟境界。
一、崎岖之路
在新中国保险业成长的60年间，成长与磨难恰似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行。回首新中国保险60年历程，总体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起伏过程。
第一次起伏发生在1949年到1958年的10年间。从1949年我国开始独立自主经营保险业务，到1953年外国保险公司完全撤出中国市场，各种保险业务逐步开展起来，全国建立了2000多个分支机构，保险从业人员近5万名，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补偿作用，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但我国完成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后，“保险无用论”占了上风，中央决定从1959年起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只保留少量涉外业务，中国保险业顿时陷入了发展低谷。
第二次起伏发生在1980到2000年的20年间。国内保险业务一停就是20多年，直到1980年才恢复，保险业获得新生。由于在组织建设、机构建设、人才培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险业很快恢复到停办前的水平。此后20年间，保险市场主体日益丰富，市场细分与时俱进。到2000年，我国保险业在市场主体、保费规模、市场体系和法制建设都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但高速发展往往掩盖了深层次矛盾。1999年，我国保险业也迎来首个“负增长”年份，暴露了巨大的隐忧。由于多年规模至上的保费增长和粗放无序的经营管理，2000年底中国保险业整体净资产为负数，主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历史包袱沉重，中国保险业改革任务迫在眉睫。
第三次起伏则发生在2003年到2008年5年间。面对越背越重的历史包袱，是坐观其变，还是自挣枷锁。2003年，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先后踏上股改、吸引外资入股和上市之路为标志，中国保险业从此开始了第三次腾飞。在这短短的5年间，中国保险总资产先后跨越1万亿、2万亿、3万亿台阶，将24年一次的万亿级增长最快缩短为2年！但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危机，2008年集中爆发：一是中国财险业几乎全线亏损；二是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寿险资金几乎全军覆没；三是投连险退保风潮再起波澜。保险业再次站到了发展与改革的十字路口。
二、求索之路
如果说中国人研制两弹一星是“一场静悄悄的急行军”，那么中国保险业的60年求索历程则是“一场肩并肩的接力赛”。
专业是中国保险人首先探求的领地。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业专业人才奇缺，且不到十年就被停业，专业化之路未能形成气候。随后的十年动乱更是让仅存硕果也荡然无存。自学是中国保险人攻克专业难题的主要途径，有时一本专业书籍要传阅上千人。改革开放后，一大批保险专业教材面世，一批专门培养保险专业人才的保险学校、高校专业院系也相继出现，专业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培育出一大批核保核赔、理财规划和中介经纪等专业人才。到21世纪初，更培养出一批本土国际精算人才，攻克了很多专业难题，在专业化经营上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专业化服务也是保险人孜孜以求的另一领地。保险服务经过60年的发展，早已远离当初理赔应急的原始概念，已从过去“危难之处显身手”初级阶段递进到今天“为难之处显身手”的高级阶段。保险业不仅在抢险救灾，事故赔付、医疗给付等服务上比速度、比质量，更在衣食住行、投资理财、全球响应等延伸服务上比技术、比细节，过去“风险无处不在”的观念渗透正被“保险无处不在”的服务轰炸所替代，服务竞争已成为新时期探索焦点。
此外，60年来，我国保险业从合到分、又从分到合；保险法制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保险监管从边缘走向中心，从稚嫩走向成熟，等等，无一不是数代保险人前赴后继、披荆斩棘的求索结晶。
三、应战之路
中国保险业进入世纪之交的同时，还面临着另一场“入世”战役，即加入WTO！
中国入世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回忆说：加入WTO谈判最困难的领域就是保险业。为什么难就难在保险业呢？主要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短，企业的体制、资金实力、管理经验、技术水平、专业人才与有数百年历史的外资保险公司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复业20多年来，中国保险业走的是“以保费论英雄”的数量扩张型发展道路，重规模轻效益，重展业轻管理，重短期扩张轻长远发展，成为中国保险业“入世”的最大挑战。
是“与狼共舞”，还是“被狼吃掉”？“入世”代表团经过艰苦的努力，为中国金融保险业争取了三年过渡期，更准确的说是三年金融保护期。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保险业像迎接大考一样，开始了全面应战工作。一是主要保险公司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二是推动新兴寿险企业发展，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标准人寿等一批寿险新面孔出现；三是加快海外融资步伐，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改制上市；四是逐步开放保险资金运用闸门；五是加强监管体系建设，为完全入世作好制度和法律准备。
可喜的是，从2004年12月11日至今，我们看到了我们最愿意看到的景象：入世5年来，中资保险企业扛住了入世挑战压力，发展的紧迫感明显增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市场主体更加丰富，外资和合资保险公司本土化步伐加快；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中国保险业正朝着建立“竞争主体参与、竞争规则公正、竞争过程透明、竞争结果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迈进。
四、奋进之路
60年来，新中国保险业从零起步发展到成为拥有3.7万亿资产规模的大行业，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发挥了重要的经济补偿作用。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9年，在全国总收入只有200多亿元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收取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3.6亿元。从1979年到2002年间，中国保险业支付的赔款超过1万亿元，年平均赔付400亿元，约是政府补偿及其他补偿形式的10倍多。而从2002年-2008年以来，就累计支付赔款超过1万亿元，年平均赔付高达1700多亿元，发挥了保险业在抗击自然灾害和个人风险上不可替代的补偿作用。
二是保险保障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统计表明，到2008年底，全国累计个人长期保险单突破2亿件，短期险保单突破5亿张；年保费平台达到9784亿元，直逼万亿级增长平台，较复业初期的保费市场规模增长2000多倍！
三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59年，经过10年发展的保险从业人数不过5万人，而到2008年度，全国从业人员320多万人，增长64倍。
四是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高科技领域保驾护航。从建国初的水利工程建设、职工团体保险，到改革开放后的长江防洪、三峡水电、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奥运工程、核电工程、“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等等，形成了几乎涵盖所有可保风险领域的保障体系。
今天的中国保险业功能更加完备，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政府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保险知识，农业保险的发展之路
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影响和谐社会构建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恢复开办以来却日渐萎缩，许多地方甚至停办，2004年以前，国内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两家产险公司维持开办农业保险。二十多年来，农业保险累计赔付73.9亿元。1985年至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共收入80.86亿元，赔款支出共计70.55亿元，由于经营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政策支持不充分，农业保险业务亏损严重。农业保险的盈亏平衡点大约为69％左右，而1985年至2004年间农业保险的简单赔付率平均达87.24％，农业保险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共实现保费收入3.77亿元，同比减少0.88亿元，负增长18.86％，仅占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证明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模式是失败的。
构建和谐社会，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解决“三农”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转移的一种经济手段，在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04年至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三年在1号文件中指出要“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纯粹风险得不到有效转移，农民不能够获得保险利益，会挫伤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业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发展策略
要发挥农业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其发展策略是实现政府、保险人和农民的良性互动。
政府“补足”农民利益，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农民在农业保险中获得的补偿金额既不能超过保险金额，也不能超过保险标的实际损失价值。而且要获得保险补偿，要付出的成本（保险费率）一般在2％至15％之间，高出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损失率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另一方面，农民获得的保险利益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在同样价格条件下，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多于生产者的最佳供应量。如果按照商业保险公司的最佳供应量进行生产，就必然产生农业保险供应的不足，最终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如果按照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提供农业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必然亏损，最终导致业务萎缩或者商业保险公司退出农业保险领域。另外，由于农业保险本身的高风险，商业保险公司或者农业互助保险社不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农业保险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等，使得政府必须参与。政府参与的目的就是补贴上述的外部成本。
存款利率，互联网保险未来发展之路需更融合
作为“互联网＋”概念下的首批创新型保险公司，安心财险有限责任公司（筹）总裁钟诚表示，公司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从营销、渠道、产品乃至运营的全业务链条的互联网化，做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保险公司。
他说，安心财险将核心系统搭建在腾讯云，通过数据整合分析，可以使保险信息、投保、核保、理赔等全程互联网化。其中，为解决困扰消费者的理赔难题，数据管理将从文档数据向视频和图像数据管理转变，未来客户不用填那么多单子，用图片或者视频记录就可以理赔。
据介绍，除了把握“互联网＋”给保险业带来的新的风险需求和机会，安心财险还将传统保险业务的互联网化作为重要的突破口，这是和其他互联网保险公司最大的不同。
钟诚说，以小微企业的企财险为例，由于单均保费小，加之没有抵押物，风险识别成本高，很多传统保险公司不愿涉及。而通过大数据挖掘，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风险排查，恰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成本很低。
传统健康险跟小微企业企财险面临一样的问题，那就是要通过第三方机构来判断投保人健康状况和风险，成本高。互联网技术则能解决这些瓶颈。
企业文化，保险企业文化特征与功能：保险企业文化的功能
三、保险企业文化的功能
1. 同化功能
以人为本无疑是保险经营最为重要的因素, 争天下者, 必先争人。刘备嗜才如命, 三顾茅庐众所皆知。汉高祖刘邦曾讲过: 张良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 萧何能镇国抚民; 韩信统百万雄兵,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们都是杰出人物, 非别人所能比, 但我能用此三人, 所以得天下。当然, 保险公司真正的人才, 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毫无约束的人, 而是凝聚在一种文化当中, 具有共同的追求和信念的“公司人”。保险公司的员工来自各地, 具有不同的经历和文化背景, 只有形成共识, 才能为着一个目标而努力, 这其中优秀企业文化的同化作用至关重要。
在优秀企业文化的熏陶下, 员工不但获得了服务技能、工作本领, 而且在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群体意识等方面受到教育, 得到强化。一般说来, 刚刚加入到保险公司的员工, 其工作本领、顾客意识和服务心态尚未形成, 究竟怎样发展, 一方面取决于公司对新人的培训, 另一方面取决于老业务员的言传身教。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保险公司, 正是通过这两条渠道对新人施加独具特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后将他们溶入这一优秀的员工群体中去。
与优秀企业文化相对应的是病态企业文化, 后者的同化功能恰好同前者相反。病态企业文化的同化功能, 会起到一种唆使作用, 这里有一病态社会文化的例子, 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 在讲到萨摩亚文化时, 谈到“女孩在她成年后的几年里, 开始了专搞轻率的、不负责任的风流韵事, 欢欣岁月, 并尽可能地延长这段时间, 直到可以结婚为止。”显然,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 女性有贞操意识、出现贞节烈女反倒是不正常的。病态企业文化和病态社会文化发挥反作用的道理是相同的。假如一家保险公司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企业文化, 老业务员的服务意识淡漠, 那么新业务员将被同化成对提供良好服务毫无兴趣的一群。
优秀企业文化给予员工的是, 办事讲信誉, 做人以诚相待, 公众形象至关重要; 病态企业文化给予员工的是, 声誉、名声不值钱, 做人要圆滑老道, 环境本来是充满敌意的, 公众形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优秀企业文化“未必把它的员工造就成什么杰出人才, 却使这些人表现非凡”; 病态企业文化不但可能使员工庸庸碌碌, 而且可能将他们引入歧途。
2. 维系功能
保险公司的资产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而维系公司存续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则是公司文化, 是公司魂、企业精神、职业道德和公司行为准则。因为, 一个公司只要有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有了精神支柱, 就有了精神寄托, 就有了追求与向往, 就有了在逆境中求生存的勇气和力量。只要有了企业文化, 没有人才可以引进和培养; 没有主意, 可以集思广益; 陷入因境, 可以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无疑, 对于保险服务论目录
留学生，出国留学预防风险 求学之路需保险傍身
“我家侄女下半年要出国了，可是最近电视上一直在播放美国南加州大学被枪击身亡的中国留学生案情，真有点担心的。”杜太太说全家一方面很替侄女高兴，因为她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方面也很紧张。
“对，孩子出国留学，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两方面都得重视。”姚太太说，要担心还不如做点实际的：比如买一些保险，以防万一。在这当中，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和国际救援等保障内容必不可少。医疗险和意外险可以在突发疾病或遭遇
意外事故时，给以现金补偿，特别是在一些医疗费用水平较高的国家，这笔补偿将大大减轻留学生的医疗费用负担。国际救援实际上是一系列服务，对于初到海外的留学生来说非常实用。
小L之前去国外学习过一阵，比较有发言权。“对，留学生在国外的停留时间一般在一年到三年之间，很多学校都会为学生提供比较充足的保障计划。比如美国的大多数学校在学费中就包含了‘保险费’这一项支出，而在澳大利亚，留学生到校注册三个月后，会被强制要求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能够报销80%的医疗费用。但是通常情况下，留学生到了海外，在正式入学、学校代为购买的保险生效之前，会留下一个保险的‘空白期’。对于有些较早到达学校做开学准备的人而言，这段‘空白期’可能长达1个月。不同的国家，留学生出国或到校购买保险的时间是不同的。保险期多为一周到一年不等，留学生要充分认识初到国外这一时期的风险，最好在出发前在国内购买一份境外旅游险，填补这段保险‘空白期’。”
“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杜太太说保险公司很多，而且都比较相似。
“国内市场上的境外旅行险保障期间从3天到1年不等，时间越长价格也相对更高。相对于国内一般的医疗险或意外险，境外旅行险在产品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不同国家医疗费用水平的差异，赔偿金水平相对更高。在理赔方面，通常会由保险公司合作的国际救援机构协助完成救援和理赔流程，更加便捷高效。我之前有个朋友出国，买的是一家公司的无忧国际旅行保险计划，包含海外意外身故、海外紧急住院医疗、海外紧急门诊和牙科以及紧急医疗救助、医疗转运和送返等等十余项保障。我觉得还不错，回头帮你具体去问问。”
保险知识，创新资金支持养老社区建设
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杨超向“两会”提交五项提案,其中一项涉及“大力支持养老社区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截至200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49亿,而各类社会养老机构仅有3.9万多个,养老床位只有149.7万多张,是老龄人口总数的千分之十,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杨超认为,“养老社区作为居家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具有医疗服务专业化、社区规模体系化、资源配置成本低等优势,能够更好地满足我国基本养老的需求。”
他提出,应该加大政府税收优惠力度,在对养老服务机构免征营业税的基础上,统一暂予免征养老服务机构的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赋,甚至永久性取消这些税赋。
其次,应加大政府融资支持力度。杨表示,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银行贷款等渠道还远远不能满足养老社区建设的资金需求。应进一步加大养老社区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资金支持方式。
如,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养老项目建成时,按照项目投资规模一次性返还一定比例的项目资金;二是政策性银行对于养老社区建设项目的贷款给予利率和期限优惠;三是鼓励实行反向住房抵押贷款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支持养老社区建设。
此外,杨建议,应该重点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养老社区。
从国际经验来看,保险机构在发展养老保险业务的同时参与养老社区建设,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延伸服务链条,增加附加值服务;而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点的保险资金,也是养老社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截至2008年底,我国保险总资产已逾3万亿元。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金融30条”中明确提出,“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和养老实体”。
“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制定鼓励、支持保险机构出资建设养老社区的具体优惠政策,促进养老社区快速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投资,又有利于改善民生工程,还有利于拓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一举多得。”杨在其提案中称。
